张锡坤在《“气韵”范畴考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在中国美学中，很少有范畴如“气韵生动”那样使用频率极高，差不多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绘画发展的进程，至今仍被引为绘画理论和创作的圭臬。然而，也很少有范畴如“气韵生动”那样聚讼纷纭，人言言殊，叫人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以往对中国美学范畴“气韵”的诠释，大多陷入了以精神性的“风韵”解气韵之韵，以“文气”解气韵之气，将韵的哲学基础定位于玄学的误区。实际上，“气韵”源于“气运”，是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的延伸。易学中的阴阳气化宇宙论是其哲学基础，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气韵”与“传神”相比，有神明之美与神动之美、虚静与感应、超迈与力遒的差异。在谢赫以“气韵生动”为道的“六法”中，有重神略形的“物感说”和推崇形似的“写物说”的对峙、共处。
喻大华在《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一文中说，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熊月之在《晚清上海与中西文化交流》（《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晚清上海城市格局比较特殊。在租界，政治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少数领事、大班、金融寡头垄断权力，经济上是极力榨取，在文化上则相对自由，其政治控制、文化管理方面的缝隙，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相对从容的环境；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格局中，上海地区有三个特点，即边缘性、后起性和开放性，这些特点使上海在外来文化涌入时，显得比较从容大度，从而弱化了上海对西方文化的排拒力；上海地区传统文化中的近代化因素，如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市民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行为偏离传统等，为接受西方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上海城市的移民人口特点，对中西文化交流也有重要影响。
孙小著在《人道主义：钱钟书学术思想的基调》（《福建论坛》2000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钱钟书虽然不是一位哲学家，但他在20年前出版的《管锥编》中，不仅《易经》、《老子》等中国哲学经典为其研究对象，而且频频引用和议论古希腊以还很多西方哲人的言论和思想。《管锥编》中存在一个贯通全书的思想和学术基调，这就是人道主义。其主要表现是，抒发和平思想与抨击“妄自尊大”为其首要内容；揭露“神道设教”的虚妄性与肯定“甘食阅色”的正当性为其又一项内容。其人道主义思想具有锐利的思想锋芒，既鞭挞了专制统治，又表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徐杰舜在《从盘古神话的演变看岭南民族的融合》（《学术研究》2000年第2期）上说，中国南方之所以会流传与黄帝创造一切截然不同的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是因为汉民族除以炎黄和东夷为其主流之外，还以苗蛮为其支流。苗蛮集团中的某些氏族、部落与华夏民族有一定的族源关系。文章通过对盘古神话的演变过程即在岭南流传的主要地区的分析指出，盘古神话实质是一则典型的图腾神话，经过干宝等人的演绎及民间流传的变异，它由苗、瑶等族的祖先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一神话演变的轨迹，正好也是岭南民族分化、融合的过程。
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反抗侵略、改革内政，还是在寻找救国真理方面，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以往有一种说法，认为孙中山开始并不重视知识分子，后来才改变。邱捷在《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纠正了这种观点。文章指出，从史料看，孙中山从来就对旧式士大夫不抱多大希望，而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则看成是革命的原动力，在各个时期都希望他们承担救国的重任。他希望知识分子树立新的道德，立志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服务，要致力于学问等。
